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秒速赛车有什么技巧诺贝尔奖获得者:服务于股

2018-06-02

  日前,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、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•哈特(Oliver Hart)出席了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主办的“SAIF-CAFR名家讲堂”,就新产融结合时代下的公司治理主题进行了演讲。

  哈特在演讲中表示,企业目标与个人及政府的目标之间存在明确的分离,这种概念十分简单,也颇具吸引力,但是只有在可以分割企业赚取利润和产生损害的活动时,或者在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完美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时,这种想法才是正确的。哈特还认为,一般来说,股东福利和市场价值并不完全相同,企业应促使前者最大化,而不是后者。关于管理层产生重大社会后果的决策,企业应该征询股东的意见,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资产管理机构。

  奥利弗·哈特:大家好!非常高兴今天下午来参加名家讲堂,这是我今年第二次来到中国。3月份的时候也来过一次高金,这次再回到高金,我感到非常高兴。

  今天给大家介绍我最近做的研究。它基于我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路易吉·津加莱斯(Luigi Zingales)教授一起合作撰写的论文。论文目前已经出版,在哈佛商学院网站上可以找到。尽管它是一篇出版的论文,但我还是讲一下,因为论文提供了重要信息,部分内容理解起来有困难。

  论文提到了上市公司,这可以是英美企业,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企业,而且今后会越来越适用。上市企业显然会有股东,会在证交所交易股份。说到上市公司,它的目标是什么?

  美国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、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于1970年在《纽约时报》发表过一篇文章,里面提到一个观点:企业关心的是赚钱。当时,很多公司的CEO谈到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,包括社会责任,而不仅仅是赚钱。对此,弗里德曼在文章里认为这些CEO的说法是错误的,公司的高管就应该关注企业利润的最大化,或是企业市值的最大化。并用慈善进行举例,说很多公司CEO认为应该捐款给慈善基金,视其为自己工作内容之一。弗里德曼认为这样的做法是错的,公司不应该代表个人做决策。正确的做法是:公司赚了钱,用派息的方式交给股东。由股东个人决定,是否愿意拿出一部分的股息交给慈善基金作为慈善捐款。如果不想,也没必要强求。

  而在我和路易吉教授合作的论文里,我们延续弗里德曼的思路,依然认为公司应该代表股东的利益。企业应该关注股东的利益。不过,与他不同之处在于,我们认为企业应该代表股东的利益,将股东福利最大化。而这并不等同于要将公司的股票市场价值最大化,或者公司的利润最大化。

  在证明这个结论之前,我们先来分析企业最终股东这个概念。在美国,很多企业的股东是机构投资者,比如福达等大型基金。而这些机构投资者本身也有股东,这些股东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个人投资者。所以,在讲企业最终股东的时候,我们都认为是个人投资者。

  众所周知,普通人关心的不仅是金钱,还会关注其他东西,比如社会责任和道德。用经济学语言描述,就是“将外部效应内在化”。

  尽管如今买电动车比燃油车贵,但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择购买电动车,而非燃油车。因为他们关注环保。也有人认识到水资源非常珍贵。会选择节约用水,即便可能给自己生活造成不便。有人会买公平贸易咖啡,即便价格可能更高。也有人会买散养鸡场的鸡肉,而不是工厂化养殖场的鸡肉。

  上述例子说明:很多人不只关注经济利益、买最便宜的东西,也会关注其他因素,比如社会利益,以及自己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影响。

  我们的论文提到,这些消费者也可能是某些企业的股东,他们希望自己投资的公司也能够关注社会效应。他们投资的企业也存在“亲社会”的行为,而不仅仅是关注利润、市值。

  弗里德曼的文章还提到,企业无需关注慈善,只要关注赚钱就好,因为股东可以自行捐款。这种说法把企业赚钱和亲社会行为分割开来。事实上,从很多情况看,弗里德曼的观点并不正确,企业的赚钱行为和他亲社会的行为是相互关联、无法分离的。

  举个例子,美国的控枪问题。美国不少学校发生过校园枪击案。作为非常有名的零售企业,沃尔玛的一些商店会销售大容量弹夹。有股东就反对这种做法,希望通过股东决议令沃尔玛停止销售。假设沃尔玛销售或弹夹可以赚钱,如果采用弗里德曼的观点,那么就应该选择继续销售。企业赚钱之后,派息给股东。如果一位股东关心控枪问题,他可以捐款给控枪组织,减少沃尔玛造成的负面效应。这个观点非常疯狂。控枪更有效的做法是让沃尔玛不销售弹夹和,而不是在枪击案发生后,再清理现场。

  再举个例子,假设没有任何污染控制的法律,企业生产污染了河流,但赚了钱。弗里德曼的观点会认为企业就该这么做。赚钱后把股息交给股东,股东可自行清理河流。这个想法是非常疯狂的,因为清理河流的成本可能远大于污染河流获得的收益。

  这两个例子说明企业赚钱活动和制造社会效应是不可分割的。当然,这个理论背后包含了假设:政府没有把社会问题解决。如果政府通过最优的管制政策或者设置了非常合理的污染税,那么上述问题就不存在。

  既然如此,我们从个人角度出发,个人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社会效益,把外部效益实现内部化。同样,我们设置的前提假设是政府没有实施或推出最优政策,包括最优污染税等有关社会利益和环境的监管和政策。

  接下来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,用一个模型讲述。这个模型是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了一点点贡献。这里面会讲一些数字,可能让大家觉得有点复杂。这个例子是一家公司由创始人F拥有,它有两个时间点,第0天和第1天。

  第一个时间点是“第0天”,此时,这家公司还不是上市公司,它只有一个股东F。也是在第零天,F准备把这家公司上市,我们假设F在上市的一刻就把手上100%的股份全部出售了。这样一来这个公司就被大量的股东所持有。然后创始人F就退休了,公司任命了新的董事会。

  新的董事会和公司高管将在第二个时间点,也就是在“第1天”采取一项关键行动。这个行动包含两个选择,要么是清洁行动,要么是污染行动。清洁行动意味着不污染湖泊,污染行动意味着污染湖泊。对于采取的行动,我们称之为π。而行动本身将会产生利润。利润会在第二个时间点也就是第一天,被分配给股东。这里我们不考虑公司会留存利润,假设是公司有了利润后全部会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。同时,公司采取污染行动也会带来一定的环境损害,我们称其为D。如果用沃尔玛的例子,就是使得社会上有人无辜地被伤害。我们假设损害D可以用金钱来衡量,并假设无论是利润还是污染都可以用金钱衡量。同时假设产生的环境损害不会直接影响到股东,因为强调对社会的影响,也就是说环境损害可能会影响股东之外的人,比如另外国家的人或是与股东没关系的人。

  简单起见,我们假设:清洁行为不会产生任何损害,秒速赛车有什么技巧其产生的利润是100。我们看第三列(PPT图),我们称其为社会盈余,就是利润减去损害的差,这是企业采取的行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,利润减去损害,就是一个净值。

  对于清洁行动而言,他的社会盈余是100。我们假设污染行动的利润更高,达到了110,但它对社会的损害是30,那么他的社会盈余就是80。

  接下来,我们谈谈这家公司的股东。这些股东都是小股民,每个人持有的股份只有一点。假设这些小股东都具备社会意识,是亲社会的行为者。他们愿意去买经过环保认证的咖啡,他们愿意开电动车等等。他们扮演“亲社会”的角色,承担起亲社会的责任,让企业选择清洁行为,而非污染行为。换句话说,在购买时他们无所谓,但在决定公司具体行动时,往往有亲社会的属性。

  他们会把对自己的回报,和对社会的回报做对比。这里对个人、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,都和他们持股比例成正比。假如你有这家公司1%的股票,公司利润你可以获得1%。这里权重反映了消费者的亲社会的程度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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